蔡昉

　　應對人工智能就業沖擊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建立健全普惠性社會保障制度，確保生產率得到分享、勞動者受到保護，這是應對人工智能就業沖擊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可以根據人工智能表現出來的幾個特性來論證。

　　首先，人工智能的創造性破壞是一個整體，沒有“破壞”就沒有“創造”。如同任何先進技術一樣，人工智能被賦予了增進民生福祉的終極期望，但技術和福祉終究不是一個東西，兩者之間存在著動機差別和功能邊界。例如，人工智能提高生產率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歸根結底在于其創造性破壞性，創造性與破壞性本質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其次，天底下沒有所謂“涓流效應”，而是往往產生“合成謬誤”。對主要國家政府來說，人工智能發展成為占領制高點的國家間競賽，以及形成經濟增長點的關鍵抓手，以致給予大量補貼和其他政策優惠。對投資者來說，大規模投入該領域畢竟不是出于慈善或公益，而是預期高回報的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企業來說，能否在這個領域占據先機，不僅關乎競爭力的位次，而且似乎成為生死存亡分水嶺。對應用技術的經營主體來說，其出發點自然是減員增效、降本增盈。上述所有當事人的動機和追求不僅具有極大的力度，還表現為：無論出于任何理由選擇觀望，皆不會得到伙伴企業和競爭對手的響應，而只會讓自己落在后面。既然市場主體不可能主動去控制人工智能潛在風險和沖擊效應，那么政府規制和調控舉措就不能缺位或滯后。

　　最后，識別社會保障受益人的難度日益凸顯。社會保障制度力圖保障真正陷入困境的人群，而盡量避免“養懶漢”。然而，在人工智能時代，這種模式的運行條件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人工智能賦能的自動化技術作用下，勞動者與工作崗位、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正在并將繼續發生顛覆傳統觀念的變化，這種變化要求對認識范式和政策導向做出相應轉變。一個日益顯現出來的現象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越來越難以預先判斷：何種勞動者技能可以同人工智能形成互補關系，從而可以預期由新技術予以增強；何種勞動者技能與人工智能恰好形成競爭關系，從而使掌握該技能的勞動者成為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對象。可見，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力資源錯配，不是任何勞動者個人的過錯。并且，勞動者一旦從遭遇就業沖擊的經歷中懂得這個道理，理性的選擇便是不斷接受培訓和再教育，有時甚至需要一些時間觀察和等待。對社會而言，更好的方式則是以更加普惠的方式對此給予兜底保障，允許受沖擊勞動者試錯和等待。概而言之，如果勞動者個人的就業意愿、失業原因和勞動參與狀態均無法得到確定性的識別，社會保障制度則應該更具有普惠性，以便為勞動力市場行為留出更充分的余地。

　　中國勞動力市場和收入分配格局發生的變化，誘致出新的制度需求，在勞動力市場主要矛盾轉化之后，如何更有針對性地應對結構性就業矛盾；如何推動全體勞動者均等分享技術進步帶來的更高生產率；在充滿風險的技術變革環境中，如何切實保障勞動者權益及民生福祉等。回應這些問題，需要在新發展理念的統領下，加深對人工智能發展規律的認識，恰當地確定制度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亟待進行一個基于范式轉換的理念更新

　　雖然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兩種制度具有根本的共同之處，即以社會共濟的方式達到社會保護的目標、以社會統籌的方式分享發展成果，我們也可以看到兩者之間的一些明顯不同。首先，依據的制度理念和原則存在一定差異。社會保障僅對界定的人群最基本需求作出保障承諾，社會福利則根據社會必要水平，確定一個關于人的基本權利的普適標準，無差別地做出社會福利安排。所以，社會福利提供的公共服務范圍要顯著大于社會保障，旨在滿足生命周期各個階段的需求。同時，社會福利的保障水平也更高，且伴隨著生產率不斷提高而水漲船高。其次，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有原則性差別。很多社會保障項目，通常需要以生計調查或類似的方式識別對象，據以保障“符合條件”的人群。社會福利制度則以普惠的方式，以全體國民或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人群整體為對象提供公共服務。最后，財政理念和預算紀律觀不同。社會保障制度更傾向于奉行傳統財政理念，追求增收節支、以收定支和當期平衡。社會福利體系則從更長期的維度考量財政“平衡”，既看重支出對于社會保護的意義，又看重支出對人力資本培養的作用，著眼于更好的經濟表現和水漲船高的財政收支。

　　人工智能預期帶來的巨大生產率提升，終究可以打破資源的絕對約束，為構建更高水平福利國家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將接受更多的社會福利理念和做法，從增強普惠性和覆蓋全生命周期著眼，為全體居民提供更為廣泛、充分和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無論是采取低調的表達方式和漸進的過渡方式，實質性轉向更加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還是高調宣示以建設中國特色福利國家為目標，對于國家財力能否支撐、如何籌資等問題，都不能避而不答。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淡化“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只不過在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上，以及在人工智能顯著提高生產率的預期下，政府工作的“盡力”應該與日俱增，財政能力的“量力”也到了水漲船高的時刻。

　　更大規模的投入，并非總是表現為資金總量的增加，在更多的情況下更應該是支出結構的調整。這里涉及的做法便是從“對物投資”更多轉向“對人投資”。從民生需要和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政府的財力和支出結構仍然有調整的余地。研究還表明，對中國經濟的物質資本投入已經面臨持續的報酬遞減，而對人的投資將長期保持很高的回報率。更多、更高質量的社會福利供給，本質上相當于國家以制度形式，將面臨報酬遞減的物質資本轉化為具有報酬遞增性質的人力資本。

　　長期以來公共政策理念都采取謹慎小心的態度，防止“邊增長，邊分配”模式超越應有的限度，以致演變為一種“先分配，助增長”模式，陷入寅吃卯糧的境地，甚至陷入民粹主義政策陷阱。可以說，這種謹慎態度，特別是對“先分配，助增長”模式的否定，長期以來都有著充分的理由。然而，至少由于兩個重要的變化以及由此發生的新情況，對于這類問題日益需要重新認識，換句話說，我們亟待進行一個基于范式轉換的理念更新。第一個變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已經從供給側轉到需求側，居民消費日益成為增長的決定性拉動力，而后者的提振有賴于更具普惠性的社會保障。第二個變化是，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啻為我們帶來生產率大幅提高的極大可能性，預先分配這個更大生產率蛋糕的必要性，可以得到經濟理論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已有的各種制度模式和政策舉措，譬如說面向全體國民發放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無需繳費和資格識別的“全民基本養老金”，以及依據社會必要生活質量保證確定的“生活工資”等制度，雖然未必適宜全盤照搬，卻都有著可供借鑒的有益成分。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