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表征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從供給側轉到需求側，居民消費日益成為增長的決定性拉動力。從21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人口在結構上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在總量上進入負增長時代，經濟增長在供給側制約仍然嚴峻的同時，經濟增長的需求側制約更加突顯。這既表現為一般規律性，也呈現出中國的特殊性。因應新的挑戰和課題，只有做到像認識供給側那樣認識需求側，才能超越周期視角，更深入地認識居民消費現象，推導出政策含義并提出政策建議。

　　讓居民消費成為經濟增長需求側核心拉動力

　　以長期視角認識宏觀經濟的供給側和需求側，相當于探索經濟增長過程的“來龍去脈”。其中，“來龍”就是從供給側來看，哪些因素凝結到產品或服務之中以及分別作出多大的貢獻；“去脈”則是從需求側來看，生產出的產品或服務去向何方，各自作出多大的貢獻。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支出）、投資和凈出口這“三駕馬車”，是國民經濟循環的必要需求條件。可見，需求側作為產出的歸宿，特別是消費作為終極歸宿，其本質更突出體現在作為發展目的的功能之中。

　　需求因素特別是居民消費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例如，從以下幾個因素，可以看到這種制約的存在和嚴峻性。其一，無論是制造業比較優勢下降的自然趨勢，還是全球化呈現的新形勢，以及地緣政治導致的供應鏈“脫鉤”趨勢，都構成對中國經濟出口需求的抑制。其二，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在供給側要求從要素驅動轉向生產率驅動，在需求側要求從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其三，人口負增長、老齡化以及就業和收入增長的減速，均對居民消費產生明顯抑制。

　　在供給側諸因素中，雖然經濟學長期以來也癡迷于研究各種要素的培育或積累，但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增長的本源驅動力，始終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設。不過，當經濟增長越來越感受到長期需求制約時，居民消費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已經日漸顯露。國際經驗表明，把居民消費率保持在與發展階段相符的常態水平上，是高速增長經濟體避免異常減速的關鍵，因而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答題。一項旨在揭示高速增長經濟體在什么時候以及為什么大幅減速的研究表明，一個經濟體的居民消費率越高，經濟增長大幅減速的概率便越低，反之亦然。對于中國來說，高度重視居民消費既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體現，也是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要求。

　　實現消費水平的跨越，需要克服一系列與發展背景相關的重力或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讓居民消費成為經濟增長需求側核心拉動力，以前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一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過程，必須在理念上有所轉變，在政策上有所作為，甚至需要經歷一個臨界最小努力或驚險的跨越，需要克服一系列與發展背景相關的重力或阻力。

　　需要克服的第一個重力，是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雙雙減速的長期趨勢。一方面，即將跨過高收入門檻，標志著中國處在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另一方面，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和中度老齡化社會，則標志著中國處在更高的人口轉變階段。在較早的經濟發展和人口轉變階段上，中國經歷了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作為一個經濟上的趕超國家，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要素稟賦，因此可以避免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通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實現資源重新配置并獲得效率；后發優勢也有效降低了創新成本。因此，更高的發展階段就意味著上述趕超動能的式微成為經濟增長自然減速并且繼續緩慢下行的原因。與此相對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也隨之減速，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難以達到以往那樣的速度和幅度。2010年以來中國GDP潛在增長率呈現下行趨勢，迄今為止GDP的實際增長也呈現了一致的走勢。至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雖然比經濟增長減速略有滯后，但也呈現出與經濟增長相匹配的強烈回歸趨勢。

　　需要克服的第二個重力，是當前的居民收入差距仍然過大的分配格局。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經驗都表明，低收入家庭具有比高收入家庭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即前者的家庭收入增長，通常更多用于消費商品和服務。相應地，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必然導致全社會形成并積累起未能得到滿足的消費需求。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自2008年達到0.491這一峰值后一度降低，但在2015年達到0.462的谷底之后，降低的趨勢便陷入徘徊，直到2024年仍然高達0.465。整體收入差距是由城鄉差距、農村內部差距和城鎮內部差距構成的，在城鄉差距縮小并且對整體收入差距縮小作出積極貢獻的同時，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呈現輕微的擴大趨勢，可能進一步抑制居民消費。

　　需要克服的第三個重力，是快速老齡化的趨勢和未富先老的特征。一般而言，老齡化程度與人均GDP水平高度正相關。就是說，在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率分別從較高和較低的水平上，朝著一個更為確定的區間收斂。然而，未富先老特征則意味著，在類似的發展水平上，中國具有更深的老齡化和更低的消費率。分年齡組具體表現為：其一，雖然青少年消費率高，但這個人口群體數量顯著減少，故難以支撐整體的消費增長；其二，中年和大齡勞動者承受養老保險繳費、家中老人贍養、預防性儲蓄三重負擔，消費能力和意愿受到抑制；其三，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社會保障水平的覆蓋、子女的就業質量均較低，因而消費能力和意愿都受到抑制。

　　促進必要的觀念轉變、政策調整和制度建設

　　像認識供給側因素的變化一樣，從長期視角認識居民消費的變化趨勢，是作出符合現實的判斷、出臺恰當政策、部署有針對性的舉措，以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前提。結合各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中國國情，概括地提出以下關鍵抓手，旨在促進必要的觀念轉變、政策調整和制度建設。

　　首先，從全生命周期培育面向未來的人力資本，創造更多更高質量就業崗位。就業是民生之本，勞動報酬是家庭收入進而居民消費的最可靠支撐。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中國就業的主要矛盾已經從總量問題轉變為結構問題，主要難點是人力資源供需之間的匹配，重點表現為“一老一小”群體的就業機會和就業質量。從人力資本培育入手，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性，可以采取長短結合的兩個策略。從近期來看，借助職業教育和培訓資源存量，對新成長勞動力、在職勞動者和延遲退休人員進行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與崗位之間的匹配度。從長遠來看，預見人工智能推動顛覆性技術創新的特點，按照未來人力資本需求，培養具有認知能力、軟技能、終身學習能力的新一代勞動者，促進勞動者技能、勞動報酬水平和就業質量同步提高。

　　其次，在以合理、合意速度推動經濟增長進而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更加注重通過再分配手段“分好蛋糕”。收入分配格局要得到根本性改善，例如，使基尼系數降到0.4這個基準點之下，歸根結底要依靠再分配手段。借鑒高收入國家采取的稅收和轉移支付再分配手段，中國在加強運用這兩種手段方面尚有巨大的潛力。一方面，根據世界銀行2023年數據，具有調節收入分配顯著效果的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在中國僅占全部稅收的35.7%，大幅低于幾乎所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甚至低于很多中等收入國家。另一方面，根據此前的一項研究，以人均GDP處于12000—30000美元的國家作為參照，2020年中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為33.9%，顯著低于參照國家40.4%的平均水平；中國政府社會性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為52.4%，亦顯著低于參照國家62%的平均水平。

　　最后，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不斷拓展公共品邊界，更充分、均等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為此需要創造的條件是，按照人民日益增加的公共品需要顯著擴大政府的社會領域支出。實際上，伴隨著居民消費率的長期變化，政府支出率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兩個指標的變化，表現為居民消費率趨于降低和政府支出率趨于提高，兩者顯現出趨同。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政府支出率平均為26.9%，居民消費率平均為62.9%；在進入高收入門檻直到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門檻的階段，政府支出率平均提高到35.6%，居民消費率平均降低為58%。這種相對變化有兩個含義：一是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居民生活質量的改善中，越來越大的部分由公共品滿足；二是基本公共服務等公共品的價值，通常不會體現在消費者的支出中，因此，公共品供給增加、個人滿足程度提高，并不反映在消費支出的增加上。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