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來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這一“變”，在于全球化底層邏輯的重構、在于全球力量格局的根本性轉移、在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范式突破。因此，全會作出“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的戰略判斷，絕非折中之語，而是對時代脈搏的精準把握與歷史辯證法的深刻洞察。

　　危與機，從來一體兩面，互為條件。風險挑戰是舊秩序對歷史潮流的頑固阻礙，而戰略機遇則是新力量在歷史必然中的必然勃興。“變”為大勢，“局”為棋眼。這個“局”，核心是大國戰略博弈。但若將其簡單理解為地緣政治的權力游戲，則失之于淺。這場博弈的深層邏輯，是不同發展哲學、現代化模式、世界秩序觀之間的歷史性對話與較量。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的“歷史主動精神”，其真義不止于戰術層面的“識變應變”，還在于戰略層面，為人類文明的未來擘畫一條新的道路。

　　第一，以高質量發展破除資本邏輯的藩籬。西方現代化模式內生于資本無限擴張的沖動，最終釀成了深重的生態危機與社會鴻溝。而我們所追求的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五大新發展理念為內核的全新范式，要求在發展中守護綠水青山，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共同富裕為追求，彌合發展的失衡與不足。它是對資本邏輯的揚棄和超越，指向一種更永續、更包容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第二，以高水平開放重塑全球合作的格局。對于逆全球化的洶涌暗流，我們的答案，不能退回壁壘高筑的孤島，而要以更高水平的開放，開創合作共贏的全新航道。全會提出的“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拓展國際循環”等，是我們主動塑造有利外部環境的一步“先手棋”，標志著我們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全球高標準經貿規則的積極塑造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交融，最終將讓任何強制“脫鉤”的企圖，淪為癡人說夢。

　　第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集團對抗的迷霧。針對全球治理的赤字，中國始終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推動全球治理邁向公正合理的新方向。從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到金磚機制的歷史性擴員；從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到為網絡、深海等新疆域確立規則，中國以堅實行動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承諾，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