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包庚

　　浙江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在改革發展實踐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歷史與現實是相通的，文化精神就像血脈一樣具有深遠的傳承性，它承載著我們“從哪里來”的歷史記憶，也承載著我們“到哪里去”的美好愿景。毫無疑問，浙江40年的改革發展，獨特的地域文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內在推動作用，因而，從唯物史觀的視角來探尋浙江改革發展的文化底蘊具有重要價值。

　　藏在歷史深處的“實學”傳統

　　文化精神是一種深沉的力量，它潛移默化地塑造特定群體的生活性格和思維方式，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精神樣態，作為方法論貫穿到特定群體的實踐邏輯之中。浙江改革開放40年的快速發展，與浙江先民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逐步積淀的“實學”傳統緊密相關。早在7000多年前，生活在浙江的先民已經在余姚河姆渡繁衍生息，率先種植水稻，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存。先秦時代，范蠡曾提出較為成熟的商業理論，啟發浙江先民的商賈實踐。唐宋時期，杭州、寧波（明州）已成為繁榮的商業都市。發達的商品經濟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方式，成為浙江文化歷史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人的素質與精神面貌、品格特征等主觀因素，取決于其客觀的生存方式，又會反制約于其生存發展。浙江先哲們的學術思想強調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的精神，突破“程朱理學”的傳統范式，倡導講求“實學”的主張。無論是浙西學派的顧炎武、閻若璩等人，還是浙東學派的王陽明、黃宗羲、全祖望等人，都曾將“適用”“應務”作為治學之道的價值準則，倡導“有用之學”，批判“無用之學”。精神文化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先哲們開明務實的治學理念，在很大程度上為浙江先民擺脫“重農抑商”的傳統偏見提供了“四民異業而同道”“農商一事”“農商相籍”理論支撐，促進浙江商賈貿易繁榮，培養了浙江經久不衰的商貿文化、商幫文化。比如，在海內外享譽盛名的寧波幫。孫中山先生曾高度評價“甬商”：“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影響與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浙江先民長期深受義利雙行、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熏陶，這種“實學”傳統也在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深深地影響著今天的浙江人。這些埋藏在歷史深處的“實學”傳統，是構成今天浙江人不尚空談、注重實干、追求實效的精神品質的重要源頭。

　　走在時代前列的“紅船精神”

　　“紅船精神”誕生于浙江大地，今天，它依然激勵著5600多萬浙江兒女。97年前，一條承載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的“紅船”從浙江嘉興南湖起航，由此逐步扭轉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內憂外患、任人宰割的悲慘趨勢。習近平同志曾說，“‘紅船精神’正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形成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無不與之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培育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都可以從“紅船精神”中找到歷史淵源。“紅船精神”具有深遠的歷史穿透力，它伴隨著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不斷鼓舞和滋養著浙江人民。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浙江傳統的商業精神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引導下，被重新激活出來，埋藏在歷史深處的企業家精神與被賦予新的時代闡釋的“紅船精神”交融交匯，共同植根于浙江改革開放的實踐土壤之中，激發出浙江人民強大的實踐偉力。2005年，習近平同志從三個方面概括了“紅船精神”，他說：“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紅船精神’的深刻內涵。”“紅船精神”引領浙江的改革開放實踐始終沿著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方向前進，浙江人民共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同時也惠及數以千萬的外來務工人員，幫助其實現脫貧致富的夢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大力弘揚“紅船精神”，結合新的時代特征賦予“紅船精神”新的時代內涵，是激勵浙江黨政領導干部帶領浙江人民勇于創新、艱苦奮斗的重要精神動力。在“紅船精神”的引領下，浙江人在自然資源匱乏的條件下，憑著聰明才智與頑強拼搏，走出了一條具有“浙江特點”的發展道路。

　　不斷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

　　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與“紅船精神”的革命傳統，在浙江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中實現“匯流”，必然會在新的時空下聚合成全新的精神樣態，為浙江人始終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前列，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養分和精神食糧。這種全新的精神樣態就是在改革發展實踐中形成的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早在2000年，浙江就曾提煉出16個字的“浙江精神”：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于創新、講求實效。2005年，浙江進入改革發展的新時期，又進一步概括精煉為12個字的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浙江精神”的進一步凝練，并不只是在語詞上更加精煉，這背后反映出浙江改革發展不斷涌現的新特點。如果說2000年提煉的16字“浙江精神”強調的是干勁、拼勁、闖勁，那么，2005年進一步提煉的12字“浙江精神”則更加凸顯了浙江改革發展的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的內在統一。這表明，浙江的改革發展開始邁向了新的發展境界。

　　“浙江精神”作為反映浙江改革發展基本面貌和價值追求的社會意識，它的進一步提煉和升華，具有鮮明的目標導向性和問題導向性。從目標導向上看，新提煉的“浙江精神”立意更加高遠，內涵更加豐富，表達了浙江人民對改革發展更加多樣化、更高水平的美好期待。從問題導向上看，新提煉的“浙江精神”針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實踐中涌現出的新問題，比如弄虛作假、矛盾并發、誠信缺失、后勁不足等等，旨在引領浙江的改革發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提出的“八八戰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等前瞻性發展思路，都深刻地詮釋了“浙江精神”的實踐邏輯。

　　在改革發展浪潮中形成的“浙江精神”不會一成不變，它是時代的產物，必將在浙江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闡釋。因而，“浙江精神”與時俱進的特點，恰恰表達了浙江人民對改革發展的新期待、新訴求，恰恰表達了浙江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必須強調的是，浙江改革發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紅船精神”的革命傳統、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的拼湊疊加，它們之間存在著深層的邏輯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曾說： “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今天的浙江人”從哪里來”，傳承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就是要植根歷史的深處不斷吸取豐厚的精神養分；今天的浙江人要“到哪里去”，弘揚“紅船精神”的革命傳統，就是要牢牢站穩浙江改革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今天浙江如何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怎樣走好“新的長征路”，適時凝練“浙江精神”的時代內涵，就是要引領浙江人民緊跟時代步伐，堅持問題導向，迎難而上，進而不斷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發展境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使發展的硬道理更多更公平地體現在增進民生福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