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虹

　　與中國其他主要都市的年齡動輒上千年相比，上海的歷史可謂十分短暫，即使從上海1292年建縣算起，至今也不過700多年的歷史。如果只考慮近代上海城市的崛起，它只有100余年的都市發展史。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因素使得上海在1843年開埠以后迅速成長，并在100余年間一直保持著中國第一大都市的地位？如若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仍然需要回到上海的歷史中尋找答案。

　　區位條件

　　從青龍鎮到上海港

　　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在兩宋時代完成了從北方的黃河流域向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轉移，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暨太湖流域憑借其優越的水熱條件和發達的商業文化，成為中國最富庶的區域。位于長三角東部的華亭/松江也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逐步發展成中國重要的港口城市。

　　唐宋時期今屬上海直轄市的絕大部分地區雖已成陸，但除西部地勢稍高外，東部大都為港汊縱橫的濱海低地。從太湖渲泄而出的水流匯集成“深廣可敵千浦”的吳淞江，東流入海，成為蘇州地區主要的對外貿易交通線。這一時段吳淞江的入海口位于當日華亭縣 （今屬上海西部青浦區）境內。由于對外貿易的發展，在吳淞江南岸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商港——青龍港。成書于南宋的紹熙《云間志》曰： “青龍鎮去 （華亭）縣五十里，居松江之陰，海商輻輳之所。”青龍港的存在帶動了華亭縣城的興盛繁華，宋人描述它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蕃商舶賈交錯于水陸之道，堪為東南第一大縣。因為對外貿易發達，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華亭縣設市舶務，專門職掌來港外商船舶，征收商稅，收購政府專賣品和管理外商事務。宋室南渡后，江南成為其命脈所系，華亭縣及其外港青龍鎮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也因此不斷上升。據《宋會要輯稿》，先在建炎四年（1130年），原置于華亭的市舶務被遷至青龍鎮；到紹興三年（1133年），又將原設于杭州的兩浙市舶司搬到華亭縣。正是基于這樣的史實，學術界現在已普遍認為，上海城市的發展應該是從青龍鎮—華亭縣開始算起。這樣看來，上海城市發展也有近千年的歷史。

　　大約在南宋中葉以后，青龍鎮在東南海上貿易中的地位逐漸為吳淞江下游同屬華亭縣的上海鎮所取代，原設在青龍鎮的秀州市舶務在慶元元年（1195年）被裁撤后［據 《宋會要揖稿》卷187《職官四四》所載，乾道二年（1166年）六月撤銷了設在華亭縣的兩浙市舶司，華亭縣與青龍鎮的市舶務合二為一。隨后，其市舶中心移到了明州］，再于咸淳三年（1267年）改設在東部更下游的上海鎮。而之所以會發生由青龍鎮到上海鎮的空間轉移，是因為吳淞江下游水系的變遷。

　　兩宋時期由于氣候變暖，導致東部海平面上升，進而影響到吳淞江水流下泄不暢，淤積十分嚴重，下游河道兩岸的“田疇時被浸沒”。明永樂二年（1404年），為消弭水患，尚書夏元吉主持了對吳淞江水系的改造工程，將吳淞江支流黃浦江改為直流入海，成為太湖地區的主要泄水道，而吳淞江則變身為黃浦江的支流。在江浦關系轉換中，上海鎮因正位于吳淞江與黃浦江交匯處，進一步鞏固了它作為太湖下游最重要貿易港口的地位。

　　黃浦江航運能力的增加，使得位于黃浦江左岸的上海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設江海關于上海，“往來海舶，俱入黃浦編號”。對外貿易的發展同時刺激了上海城市的發展。到乾隆年間（1736—1795年），上海已頗具都市氣象：“凡運貨貿遷皆由吳淞口進泊黃浦，城東門外舢艫相銜，帆檣比櫛，不減儀征、漢口。”到開埠之前乘船來到上海的英商注意到，“上海事實上已成為長江的出海口和東亞主要的商業中心，它的國內貿易遠在廣州之上”。

　　與此同時，上海的城市也頗具規模。明嘉靖年間修建的城墻內，街巷縱橫，并以城隍廟為中心形成繁盛的商業街市，有以棉花交易為主的花市街，大豆交易為主的豆市街，專做洋貨買賣的里、外洋行街，以及經營本地手工業的竹篾街、彩衣巷等。還有眾多行業公所散布在城內外各處，如錢業公所、布業公所、藥業公所和糧業公所等。城內還有園林20多處，著名的有豫園、露香園和也是園等。城墻外靠近黃浦江的大小東門一帶商業也十分興盛，“沙、衛各船之裝卸貨物者，皆泊于南市，故自董家渡至十六鋪一帶，百肆喧市，萬物充軔”。

　　盡管上海在清中葉已具備相當的城市規模，但近代上海城市的發展卻起因于開埠這一歷史事件。

　　安全島效應

　　人口涌入刺激租界經濟

　　1845年11月29日，英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巴富爾利用“虎門條約”第七款中有關通商口岸的條文，向上海道請求在縣城北郊的黃浦灘設置英人居留地。商議與威迫的結果不僅是上海英租界的正式設立，還有可視為租界基本法的《上海土地章程》的出臺。三年后的1848年，基于同樣的訴求，法租界與美租界也分別在縣城北面和蘇州河北面的虹口地區建立。

　　此時被劃定為租界的上海縣城北郊一帶為墳冢遍布的荒野，僅縣城西北城門外就有大小墳頭200多處。想不到這一片曠野荒灘卻從此成為近代上海城市空間的生長點。

　　開埠的最初幾年，租界人煙稀少，界內的外僑人數有限，到1851年也僅有265人。租界南面的縣城仍是上海城市的中心。

　　然而這種由于開埠沖擊而發育起來的都市新模式，其潛力在1850年代中國所面臨的動蕩中迅速地顯現出來。1853年3月，太平天國攻占南京，形成與清政府南北對抗的局面。北中國地區災荒不斷，小規模的民眾騷亂此起彼伏。甚至連當時最富庶的江南地區也處于兵荒馬亂之中。1853年9月，上海爆發小刀會起義。混亂之中，租界的外國僑民成立民團組織——上海義勇隊（又稱萬國商團）以確保租界安全，而小刀會也表示無意傷害外僑，租界成為上海縉紳與周邊居民躲避戰火的臨時安身之地。人口流入在促進租界經濟活動擴張的同時，也不斷刺激房地產業發展；二者為租界當局提供持續不斷的市政建設資金，使它有可能以租界生活品質的優化吸引更多居住人口。

　　在當時動蕩不安的中國政局下，上海租界這一類的通商口岸被認為是相對安全且較有秩序的獨立區域，除一般華人寧愿徙居公共租界處于洋人的保護下之外，更重要的是，只有租界內的產業才具有借貸抵押的價值，享有較高的商業信譽。而租界當局也不失時機地把握住這一機會。每一次戰亂都為租界帶來大量的人口和資金，大量的資金參與到新的投資浪潮中，大量外省勞動力被吸納進各種產業，有效地帶動起上海租界經濟及租界當局經濟實力的迅速膨脹。

　　在租界經濟的帶動下，1852年，上海對英國進出口總值已達1600萬元，并在1853年起超過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與此同時，近代工業也逐漸興起。最初是船舶修造廠，隨后是棉紡工業、食品加工業等輕工業，1865年以軍事工業為主的近代企業江南制造總局在上海誕生。隨著制造業更趨發達，上海由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城市轉變為近代工商業城市。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已當之無愧地占據了中國第一大都會，甚至是遠東第一大都市的地位。而經濟的發展，也為上海租界城市空間規模的擴大奠定了物質基礎。

　　制度設計

　　“越界筑路”租界大擴張

　　在對上海開埠后城市空間擴展進行梳理時，有兩項極為突出且互為表里的特征引起我們的關切：其一是近代上海的成長以租界為核心，租界擴張成為上海近代城市空間擴展的主要表現形式。其中的關鍵是1845年簽訂的《土地章程》。其二是上海真正的巨變實始于1850年代的小刀會起義，而這又是與租界直接相關的。

　　1845年，英租界行政管理的第一部基本法《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在各國領事與上海道臺的協商下頒布。該章程初步確定了租界內城市建設使用費用的基本原則，即由自行組成的委員會以共議與攤派的方式集體協商、平均分攤、共同開發。1854年，英法美三國領事撇開上海道臺，修訂并形成了第二次《土地章程》（又稱為《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這次決議更為具體地議定，經營道路、碼頭與橋梁的費用必須與各商號、各人在租界內的地產或進出口貨物的規模相聯系，依照所持有的房、地、貨物的規模與額度分攤建設費用。這一點被認為是上海租界“土地有償使用”原則之濫觴。

　　以土地有償使用為原則所架構出的租界基本法《土地章程》，實際上架構出一套關乎市政運作財政自主循環的機制，同時也奠定了上海城市空間擴張的經濟基礎。這一點正是上海城市發展不同于傳統中國城市的關鍵所在。包含在這一市政制度中的龐大的經濟潛力，由于小刀會起義引起的中國本土人口涌入上海租界而被意外地發現和利用起來。

　　土地稅與房捐很快成為租界市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兩稅在英租界工部局年度收入的比例從1880年的占40%提高到1905年的65%，工部局藉此在1870年代中期即達到財政上的自給自足，因而能夠著手積極推動租界的市政建設。隨后，租界當局依仗雄厚的財政力量，將其治理操作范圍從關乎城市正常運作的基礎設施領域逐步擴張到接手一些本由私人經辦的公共事業，如組建消防隊、設立公墓等，再進一步發展到經營商團、警務、衛生及各種文化事業等城市集體消費領域。可以說，藉著興盛的房地產業所獲收益，工部局的職責幾乎涵蓋了租界公共領域社會生活的絕大部分內容，并一直持續到租界1940年代被收回。

　　盡管房地產業對租界當局增加社會資金投入保有強大吸引力，但它的繁榮所帶來的另一方面，則是空間范圍有限的租界面對大量資金競逐，可能導致土地價格哄抬以及由此引發的城市擁擠與混亂。因此，在保障并擴大稅收來源的同時，使市場的運行維持良好的狀態，租界當局必須解決擴大土地供給的難題。由于受條約限制，租界當局獲得更多土地的正常渠道并不通暢，只能通過迂回曲折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因此，工部局透過行政干預與縱容，放任土地資本在租界內外流動，并以我們所熟知的“越界筑路”的形式為擴張租界面積作前期準備。

　　外僑自行在租界外賃地造屋自1860年代末期即已開始。配合民間資本在租界界外區域的土地投資，工部局隨即利用征收來的地稅房捐，進行持續的“越界筑路”——在租界范圍之外修建道路溝渠、架筑橋梁，鋪設水電煤氣，設置巡捕房，形成了房地產資金只要循已建路建造房舍就能牟利的良好環境。“越界筑路”使得工部局稅收逐年增加，財政開支更加寬裕，因而可以用于更大規模的城市空間擴張與設施的改善，再吸引更多的資金挹注其中。如此形成一個資金不斷注入，城市空間/土地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又不斷吸引資金挹注的良性循環。經由土地稅、房捐中介，上海租界地區房地產業與城市空間之間建立起一種正相關。

　　在“越界筑路”的導引下，一直以土地“有償使用”原則征稅的租界當局往往會主動要求擴界。其中，基礎設施的建設、衛生與治安的要求常常是租界當局合理化其越界擴張空間的主要理由。事實上，除了舒緩內城區的土地緊張外，擴大稅收、增加收入是租界當局的主要訴求。因而，1890年代，面對由租界內土地價格之間的差異所帶來的可預期的房地產升值前景，租界當局積極地介入與主導“越界筑路”，增加納入其管理下的土地供給以減緩租界內部因地租成本快速上漲對資本積累造成的負面效應。其結果相繼為1899年公共租界擴張和1914年法租界西擴，并最終帶來上海城市空間的急劇擴張。

　　三個因素成就“大”上海

　　上海的發展首先得益于其跨江據海的優越地理位置。通過黃浦江及其支流吳淞江/蘇州河，上海以明清時期中國最富庶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其經濟腹地；而借助長江，上海擁有了更廣闊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這一經濟腹地。而這樣的經濟區位優勢，恰恰是別的開埠港口城市所不具備的。因此，上海城市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首先來自其優越的地理位置。

　　其次，近代中國戰亂頻繁，使得上海租界因為其良好的社會治安而成為周邊地區資金與人口輸入地。這恰是近代上海經濟發展的外部推力。

　　最后，開埠以及隨后租界的設立所帶來的制度上的改變，則是上海成長為近代大都市的根本原因。租界是民族屈辱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是城市管理的試驗田。這其中又以《土地章程》為原則構建出的近代土地有償使用機制，對上海城市空間的擴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