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中國的思想史研究仍是熱門,這是一個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近年來中國學術界有一個特殊現象,即在西方學界思想史研究領域普遍衰落時,中國的思想史研究卻仍然是熱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

　　為什么說它“反常”?是因為這幾十年來的中國學界,始終在追求“預流”,甚至不得不緊張地追趕西洋模仿東洋,幾乎到了“彼進于此,我必隨之”的地步,然而思想史研究領域卻彼消此長,這不能不說是“異數”。

　　為什么說它“合道”?是因為它也恰恰呈現了近年來中國學術的趨向。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次演講中說到,一方面由于中國的歷史傳統,涉及到“道”和“史”(即思想和歷史)的話題始終會是熱門;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現實環境,政治思考往往要通過歷史敘述來呈現。這樣就造成了中國的思想史研究長盛不衰,形成了越來越興盛的政治氣候和文化土壤。

　　這是中國的特殊背景,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盡管經過多年的形摹影隨,中國思想史研究者和撰述者開始注意到,種種眼花繚亂的西方學科樣式,其實可以重新加以梳理和改造,在思想史領域也可以開始實踐新的寫法;二是盡管經過幾十年的巨變,但是在中國,社會生活和觀念世界仍然習慣于要“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特別是在“現代”與“后現代”、“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與“實際生活世界”之間始終困擾著當下,人們仍然很需要回顧思想史,看看是否我們仍然處在歷史的延長線上;三是不斷涌入的新理論和不斷發現的新材料,迫使中國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應它們所提出的問題與挑戰。

　　什么才是“中國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歐洲的”思想史? 《中國思想史》出版以來,我對很多問題又進行了一些反省,反省中始終有一句話盤旋在腦海里,即“什么才是‘中國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歐洲的”思想史?最簡單的分野,就是它描述的思想的內容和歷史,由于各國知識、思想和信仰的不同,以及歷史語境、社會生活與文化特征的不同,自然會不同。可除此之外,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日本或歐洲思想史的研究,研究者的立場、問題和觀念,也應當有所不同嗎?

　　關于思想史,可能有種種定義和解說,但作為一種“歷史”,它必然需要呈現不同文化、民族和國家的生活環境,以及這些“環境”為何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想這些而不是想那些,為何是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約翰·格林在《思想史之目標與方法》中說,思想史“首要任務是勾畫每一歷史時代的思想前提,解釋這些思想前提在不同時代的變化”,如果我們同意“歷史時代”確實是思想史的主要內容,那么,就不得不注意到這些差異性極大的各種歷史,以及這一歷史環境中所生出的問題與觀念。

　　舉個例子,斯特龍伯格在《西方現代思想史》中說,歐洲思想之源頭時期曾經有過的畢達哥拉斯與泰勒斯、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等等的對立,使得后來的歐洲被迫把各種不同的思想與價值體系融為一體,因此就不斷地致力于新的綜合,在具有創造力的兩極對立中,許多人看到歐洲歷史反復出現這個主旋律。

　　像神學與哲學、信仰與理性的圣托馬斯主義式結合,以及追溯古典導致文藝復興式的分化等等。可是,這種歐洲反復出現的“主旋律”在中國便不曾有過。

　　再舉個例子,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中,正如丸山真男所述的從朱子學、古學到國學的過程,盡管其源頭也有強烈的中國儒家色彩,盡管中國的朱子學也曾經在德川時代盛極一時,但在江戶后期,日本本身的文化與思想色彩則越來越強烈。可是,那種“蛻皮”式的、逐漸“去中國化”的思想史,在文化與思想數千年多是“在自給自足的傳統中變”的中國,卻完全找不到類似的例子。

　　因此,可能在歐洲觀念史領域中反復出現的“Being”這樣的中心話題,在神學領域里面反復進行的有關“上帝”的論證,在中國并不是思想史的內容。而日本思想史中常常出現的有關天皇是否“萬世一系”、有關“神佛習合”還是“神佛判然”、有關是“中國朱子學”還是“日本國學”的爭論,也不會是中國思想史中的話題。

　　古代思想家討論的焦點

　　正如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的,兩千年來的中國,一方面皇權對政治、宗教和文化的控制,要遠遠大于西洋或東洋的各種世俗政權,無論是歐洲的國王還是日本的天皇;另一方面,士大夫精英在中國的地位遠比在西方的學者或者日本的“士”要榮耀,而且始終是政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指導者。中國主流文化的獨立因素大于外來影響,而且中國儒學為中心的政治意識形態一直占據著知識、思想和信仰的主流。由于這些緣故,中國歷史之延續大于斷裂,中國的思想史可能和任何民族、國家與文化共同體的思想史都有不同的內容。

　　同樣,由于中國儒家強調人文修養與經典知識,而經典與人文知識兩千年來一直是科舉與仕宦的依傍,因而科學技術的因素、宗教和藝術的因素、疆域與航海的因素,始終不可能像歐洲一樣,產生思想史上的大震撼。可是,對于歐洲來說,哥白尼革命、巴洛克建筑、大航海、印刷術的影響,卻成了至為關鍵的思想史背景。在日本,由于業儒習文之士并不能通過科舉進入政治中心,經典知識不能夠保證他們處于優越的地位,經典文化與庶民生活存在巨大間隔,因此,他們常常會離開儒家人文知識,進入其他知識如醫學領域,成為某種職業從業者。

　　這也會深刻地影響思想史的進程,導致思想史的差異。

　　鮑默在其《西方近代思想史》中,認為歐洲有一些“永恒問題”應當作為思想史研究的中心。我不懷疑人類思想有共同性,問題是,那些他稱之為“人類在一切世代與時代里多多少少持續不斷提出來的問題”,其實在各個文化區域,無論在表達、內涵還是背景上,都還是有相當差異的。

　　如果也用“中心觀念”或“關鍵詞”的方法來貫穿中國思想史(必須申明,我并不贊同這種寫法),我總覺得,恐怕也有五組重要的觀念,不時地成為古代思想家討論的焦點。第一是有關世界的觀念,傳統中國有關“天下”“中國”與“四夷”的思想。第二是有關政治的觀念,諸如“君權”與“相權”、“治統”與“道統”、“封建”與“郡縣”、“禮教”與“法治”等等。第三是有關人尤其是人性的觀念。第四是有關生命的觀念。第五是以陰陽五行為基本框架的觀物方式,這當然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國的“宇宙論”,不過,它卻以另外一種思路和想象,貫穿各種各樣的領域,不僅詮釋宇宙萬物,而且衍生出一整套觀念、知識和技術。所以,中國思想史顯然不太能夠現成地套用歐洲思想史或日本思想史的概念和思路,它仍然需要在中國歷史的語境中,給予真切的理解和說明。

　　在傳統觀念的梳理中診斷當下的思想問題

　　當然,如果思想史研究要奠定它的“中國性”,更重要的是如何確立它切合中國思想傳統的問題意識、分析框架、概念工具和評價立場。特別重要的,還是中國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歷史討論中保持對現實的針對性,能否在傳統觀念的梳理中診斷當下的思想問題。正因為如此,近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一直在關注和追問一些既有關歷史,又有關現實的思想史問題,比如,中國傳統對內的一統觀念和對外的天下觀念,如何影響著今天中國的國家管理制度和國際秩序構想?

　　因為身處中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的記憶、經驗和親歷的歷史,讓他們更多地去思考當下的思想狀況,并且從這些思考出發,反省過去幾千年的思想史。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思想世界越來越復雜,不同思潮的起伏變幻、沖突論爭,給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問題,需要思想史去回應。

　　畢竟中國有一個習慣于在歷史中尋找合理依據,在思想中解決根本問題的傳統,中國當代思想也總是需要在過去思想史的對話中,獲得合法性與合理性來源。因此我相信,雖然在歐美學界,思想史研究已經“漸漸凋零”,但是在中國學界,仍然會在一段時期內保持其持久活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