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是我國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比較早的城市。2001年，寧波在全省率先開展平安鎮鄉(街道)創建活動，并在海曙、余姚兩地實行深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試點；2002年，市政府出臺了《關于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體制的若干意見》，提出了“重心下移”的基本原則，將城市管理重心由市和區向街道轉移，通過“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的城市管理體系創新，建立起權責相適、精簡高效的社會管理體制；2008年，按照省委的精神，提出了打造“楓橋經驗”升級版的目標；2010年，寧波被確定為全國38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城市之一；2012年，寧波被確定為“大城市從整體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典型”；2015年7月，市委全會作出《關于創新社會治理全面加強基層基礎建設的決定》，搭建“1+X”政策體系，構筑基層社會治理的“四梁八柱”，建立基層規范化組織體系、清單化權責體系、法治化城鄉社區治理體系、網格化工作體系、信息化支撐體系、社會化服務體系、多元化矛盾調解體系、制度化保障體系等“八大體系”；2016年，寧波開展基層社會服務管理綜合信息系統建設試點，并啟動鄉鎮(街道)行政體制改革。

　　馮建波

　　寧波經驗性案例具有普遍性意義

　　近年來，寧波社會治理創新的不少經驗，引起了全國理論界的關注，不少做法被全國一些地方學習借鑒，一些經驗得到了全國性的推廣應用。其中有四個經驗性的案例，對我國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具有普遍性意義。

　　案例一：寧海縣村級權力清單36條

　　與全國多數地方一樣，寧海也曾面臨村級治理困境。據統計，2010年至2013年，寧海縣村干部紀檢信訪數量為806件，約占總數的八成；全縣查處黨員干部違反廉潔履職的經濟類案件涉及村干部的102件，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村干部“蒼蠅式”腐敗成鄉村治理難題。2014年，寧海在全國推出第一份村級小微權力清單，頒布《寧海縣村級權力清單36條》，這份清單涵蓋村級重大事項決策、項目招投標管理、資產資源處置等19項村級公共權力事項以及村民宅基地審批、土地征用款分配、村級印章使用等17項便民服務事項，基本實現村干部小微權力內容全覆蓋。在清單的基礎上，寧海對所涉及的每一權力事項都構建形成決策、運行、評估、修正等權力規范體系，并繪制了45張權力行使流程圖，形成村級小微權力運行的基本規范。

　　寧海農村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引起中央、省、市高度關注，2015年，被寫入省委、市委全會決定。2018年2月，作為農村基層治理樣本，寧海首創的小微權力清單制度，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同年，寧波市委、市政府決定在全市深化推行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制度，并把它列為全市8個重大改革項目之一。在寧海“村級小微權力清單36條”基礎上重新全面梳理村級事務事項，編制全市新版村級小微權力清單，規范村級小微權力運行規程，推進村級事務及時全面公開，各區縣(市)清單可以保留原有特色和優勢，并根據市級清單精神作相應修改，鎮、村兩級可按實際情況，設置特色清單，形成“一鎮一單”“一村一單”。

　　案例二：象山縣“村民說事”制度

　　“村民說事”制度始于象山縣西周鎮的杰下村。2009年初，杰下村擬對白溪水庫引水工程補償款進行分配，因村內信息不透明，干群之間缺乏信任，集中爆發了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在鎮黨委的指導下，杰下村嘗試以“村民說事”的方式進行破解，村里舉行了現場說事會，將補償款的每一筆去向用途，當著村民的面一條條說清楚，經過與村民主動積極的溝通，白溪水庫補償款的分配很快達成一致，村民與村干部的誤會隔閡也得到有效化解。此后，杰下村順勢而為將每月10日、25日定為“說事日”，通過“述、議、定、辦、評”的基本程序，由村委會干部和聯村干部一起，采用與村民拉家常的方式，對村里的大事和群眾提出的問題、意見，能當場解決的當場議定解決，不能當場解決的，落實專人辦理，并在下一個“說事日”向群眾說明辦理情況，從而開啟了“村民說事”制度的序幕。2010年象山縣委縣政府在系統總結西周鎮經驗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形成“說、商、辦、評”制度體系，并在全縣490個村推廣。

　　自2010年實施“村民說事”制度以來，到2017年底，象山縣累計排摸農村不穩定因素3800余個，化解各類矛盾糾紛8600余起，矛盾糾紛平均調處率96.1%，尤其是最早推行“村民說事”的西周鎮，信訪數量年均下降20%以上，基本實現了矛盾不出村、越級“零上訪”。2017年，寧波市委專題召開推廣“村民說事”現場會，出臺了《關于全面推廣村民說事制度的實施意見》，在全市各村、社區全面推行“村民說事”制度。

　　案例三：鎮海區莊市街道“全科網格”模式

　　為破解區域社會治理中存在多個網格、多頭治理的現狀，自2014年以來，莊市街道將“多網合一”作為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舉措，通過深入調研，明確“農村150戶、社區300戶”為統一網格劃分標準，先后整合、歸并信訪矛盾、治安流管、食品安全、安全生產、民政救助等十余個領域網格，在轄區14個村(社區)內建立189個“全科網格”，每個網格由1名網格長、1名聯村網格指導員、1批網格員和若干名社會志愿者組成，形成“1+1+1+X”網格服務模式。同時，在街道層面設置實體化運作的綜合指揮室，對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四個平臺實行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考評，并通過建立完善“發現上報—調度分流—處置反饋—任務核查—評價考核—結單歸檔”的事件分級處置機制，將社會事件和即時問題按相應管理層級實施，實現基層社會治理扁平化管理。

　　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基層社會治理信息系統“e寧波”，以手機App為前端，PC端為后臺，集成基層數據、事件處理、走訪日志、基層黨建、通知公告、統計分析、效能考核等相關模塊，與區級、市級綜治平臺實現聯網。工作人員依托手機App對發生事件、問題進行拍照、錄音，并進行云端記錄；派駐監管、執法部門通過手機端和PC端，對問題實施處置、進行反饋。依托數據云端平臺，建立規范統一數據管理機制，將轄區人口、房屋、場所、設施等各類資源、事務、力量等價值數據統一納入基礎數據庫，并通過日常服務不斷充實、完善數據。同時通過大數據分析功能，按時間、區塊對區域社會活動進行深層次分析，并為相關決策提供參考分析。

　　“全科網格”的建立，實現了基層治理快速解決、快速反饋、快速援助，并通過完善網格工作事項清單，優化網格工作人員職責，形成基層社會治理“一張網”的工作格局。2017年，省社會治理創新工作現場會在寧波召開，莊市街道的這一做法在全省得到推廣。

　　案例四：中國寧波網“民生e點通”

　　“民生e點通”借鑒了網絡問政和寧波“81890”求助服務熱線的理念，2013年9月，寧波日報報業集團為充分發揮自身公信力、影響力和傳播力，以報、網、端融合的方式，提出了“新聞+服務”的媒體運營理念，在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推出了“民生e點通”平臺。至今，寧波10個區縣(市)的基層政府網絡民生服務平臺已全部對接該平臺，全市118個政府職能部門與重要民生企事業單位組織專門力量在線進駐，成為處置網上投訴、咨詢、建議與求助等信息傳遞、分揀、處置的系統，平臺現已集納、回應主題帖文16萬余條，日均點擊量躍升至60萬人次，在線值守部門以及相關企事業單位的受理、回復率在97%以上，解決率在75%以上；由平臺記者組成的“小e幫忙團隊”已追蹤調查熱點民生問題5600余次，促進了一大批民生問題的有效解決。平臺還充分運用大數據，做好做強各級輿情報送，至今已報送千余期，為市委、市政府以及各職能部門制定決策做好參謀。

　　目前，“民生e點通”已經成為市委、市政府受理群眾投訴、建議和咨詢的重要平臺，被市民譽為“目前寧波網上訴求受理最快、部門回復效率最高、網上互助效應最好的地方”，并榮獲寧波宣傳思想文化創新一等獎、浙江省新媒體名平臺。2018年，平臺獲得中國新聞獎。

　　寧波經驗性案例對實現基層社會善治的啟示

　　從以上四個寧波經驗性案例中，我們得出實現基層社會善治的六個結論：

　　1、問題導向是基層善治的起始

　　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必須立足于基層問題和矛盾的解決，寧波基層社會治理四個案例的工作出發點都是為了解決當時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實實在在的而非憑空想象的，也正因如此，其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是得到群眾廣泛支持和具有生命力的。“村民說事”是為了解決干群溝通問題，“36條”是為了解決村級腐敗問題，“全科網格”主要是為了解決城市基層的多頭管理問題，“民生e點通”是為了解決市民向黨政部門投訴和建議渠道問題。以問題為導向，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措施，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行之有效的常態化機制，基層社會的善治也就得以實現。

　　2、制度供給是基層善治的關鍵

　　我們常說基層社會治理必須要黨建引領，但基層黨建如何引領基層社會治理，慣常的思路往往聚焦在組織建設上，出現什么問題就習慣性地建個組織機構去管理，而制度的供給恰恰被忽視了，造成了當前不少地方基層社會治理的無序化和碎片化問題。中央提出基層社會治理要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機結合，簡單講就是“三治融合”，融合的紐帶就是制度化、程序化，這需要各級黨委政府在總結基層經驗的基礎上，進行頂層設計，形成制度體系，并保證制度執行的程序化和透明化。

　　3、民主協商是基層善治的根基

　　改革開放以來，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從“為民作主”“替民作主”逐步走向“由民作主”，民主協商在基層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農村社區，由于利益分配問題，由于信息不充分，產生了干群之間的信任危機，使基層治理遇到各種矛盾和困難，由此出現了村務公開、居務公開、黨務公開等做法，但并不能完全解決信任危機的問題，通過引入民主協商機制，實現了不同信息的交流，增進了治理主體之間的理解，使善治得以可能。

　　4、公共服務是基層善治的生命

　　民眾為什么會參與到基層社會治理中來？空洞的號召和說教是做不到的，必須要有切實的利益來吸引他們，用他們關心的共同話題來凝聚他們。為此，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就非常必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一類是民生服務，一類是政府管理，兩者都不可或缺，上述四例中，無一不滲透著服務公眾、服務社會的理念。當前農村由于村級組織直接提供大部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因而村民的參與更加主動，而城市由于社會服務主體的多元性，市民更關注居住環境等生活品質方面的公共服務，因而民眾參與更多表現為對城市管理和居住小區服務管理等方面的關注。

　　5、現代科技是基層善治的支撐

　　互聯網時代，網絡技術在社會中的普及率越來越高，帶來了社會治理的技術含量也越來越高，手機端的即時反應和反饋、4G技術帶來的視頻現場感、AI識別技術的精準性、大數據分析的科學性等，無不使當前的基層社會治理得到了網絡技術的有力支撐，這使得傳統依托社會關系、組織網絡和制度設計等載體的治理手段，發揮出了新的力量并拓展了新的空間。這使得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的“要像繡花一樣治理城市”的精細治理模式日益具有現實可行性。目前看，基于手機和視頻端的技術運用已經越來越充分，但基于大數據的分析技術還顯不足，這方面的研究和人才儲備也較缺乏；同時，不同地域、不同平臺之間的數據割據還較嚴重，數據資源的共享遠遠不足，數據管理存在的安全隱患，也需要引起關注和警惕。

　　6、德治嵌入是基層善治的未來

　　當前的基層社會治理中，比較多地體現了自治和法治的結合，從部門介入來看，組織、紀檢、政法等部門介入較深，總體上德治的痕跡還不夠明顯和突出，因此“三治融合”還大有文章可做。只有把德治進一步嵌入當前的基層社會治理中，才能使民眾的行為規范合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實現從“要我做”向“我要做”轉變，基層社會治理也就能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真正做到“善治”。

　　從上面四個案例中，我們也進一步發現，當前寧波基層社會治理這四方面做法正逐步趨向滲透和融合，不少地方根據新時代新要求探索治理提升方式，如象山已經提出了基于“三治融合”的村民說事2.0版，這為我們研究提供了新的對象和素材，也將為各地的社會治理提供新的案例和借鑒。基層治理是黨長期執政的一個巨大考題，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治國理政智慧就是“以下為上”“以小為大”，執政黨只有關心最基層的善治，解決好老百姓的小事，才能凝聚人心、上下同心，畫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大同心圓。

　　(作者為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