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文藝》創刊于1946年6月，1947年5月改名《春風》，1949年4月停刊，歷時三年，共出3卷36期。其中第—卷為4開4版周報，自1946年6月24日至同年10月30日，共出15期；第二卷為16開本半月刊，自1947年3月至同年9月，共出12期；第三卷為32開本半月刊，自1948年10月16日至1949年3月16日，共出9期。另外，還出版單行本《春風文叢》4輯。解放前，寧波先后出版過各種期刊百余種，《春風文藝》與《春風》是歷時最長、出版期數最多的一種。
《春風文藝》的創辦人是陳載和俞夢魁。陳載原名戴禮堯，奉化蕭王廟人，寧波高工學生。抗日戰爭時，曾主編《流亡青年》等刊物，1946來甬。解放初期曾在《寧波時報》社工作，不久病故。俞夢魁是鄞縣寶幢人，原《寧波日報》副刊編輯、采訪課長。刊物所以定名《春風》，主要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許多進步報刊，經常引用唐朝詩人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句詩作標題、做文章，用意十分清楚。
《春風文藝》由春風文藝社負責出版。春風文藝社社務委員會，由莊禹梅、陳載、俞夢魁、蔡志達、陳溪谷、施定廉、張泰烈、徐吹、呂倩如、顧綏之等組成。推莊禹梅為社長，陳載為總編輯。俞夢魁為發行人。莊禹梅是1929年加入共產黨的老黨員，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因參加工人運動和地下斗爭，曾四次被捕入獄。社委成員徐吹(原名汪誠功，現名徐朗)，中共地下黨員。當時以小學教師職務作掩護，負責寧波文化界統戰工作。呂倩如，中共黨員，從上饒集中營逃出來后，當時在《寧波時事公報》社工作，其余社委成員大部分是寧波各報社的編輯、記者和中等學校的老師，大家為了同一目標站到同一條戰線上。
春風文藝社社址在光裕里126號。《春風文藝》的內容有詩歌、散文、小說、譯文，第三版辟為“習作園地”，專門提供發表青年學生的習作。《春風文藝》第一卷發表過的主要作品有：酒泉的《魯迅先生十年祭》，徐昌霖《作家們的筆》，適因《人民是不朽的》，麥野青《人類愛——廚川白村與高爾基》，何俊瑞《高爾基一二事》，張帆《官民之間》，大力《被宰割的人民棗<八月的鄉村>讀后》，臧克家《加上八年看》，鳳子《當你一個人的時候》；還有—批翻譯作品，如孫用譯的波泰夫詩《我的禱告》，翁心惠譯朗非羅詩《生之歌》，門丁譯哥茲米斯《守財奴和他底兒子》等。《春風文藝》的出版，引起各方面的重視，當時讀者給予很高的評價，說它在黑暗的寧波舉起了“義旗”，放響“警炮”。這也說明《春風文藝》在當時寧波社會上、在青年學生中有一定影響。
《春風文藝》出版后，還得到全國許多著名作家的鼓勵和支持。茅盾、郭沫若、許廣平、胡風、邵荃麟、葉圣陶、馮雪峰、谷斯范、王統照、臧克家、鳳子、許杰、唐弢、謝獄等，先后寄來親筆題詞、賀信和詩文。這些題詞、賀信和詩文，分別刊登在《春風文藝》和《春風》上。茅盾的題詞是：“正視現實，把握真理。”許廣平在賀信中說：“奉到貴刊，我感到歡欣和驚奇……在荒蕪的園地里，驟然看到一棵野薔薇，就是野的吧！它有花，它有刺，野的更生動、潑辣，我們珍視它，如同在自己的園圃里。”郭沫若、胡風等都寫來長信表示祝賀。老教育家陶行知專門為《春風》寫來熱情洋溢的《春風頌》：“為大家而寫，為小孩而寫，鉆進大眾小孩的隊伍里去，和他們共患難同喜悅。向大眾小孩學習，寫出他們心頭所要說。要做到一聞牛糞詩百篇，風花雪月都變節。如果寫的作品，大眾小孩滿屋貼、滿街貼、滿鄉貼；不但高興看、高興談、高聲唱，高興干得有力量，而且還要拿起筆來自己寫棗寫他們自己奮斗、創造、肚子癟，那才算妙絕。”著名作家的題詞、賀信和詩文，給編者和讀者指明方向，帶來很大的鼓舞與力量。
純文藝刊物與現實生活畢竟有一定距離，不能滿足多方面讀者的需要，因而許多讀者提出要求將《春風文藝》改為綜合性刊物。當時郭沫若同志為此專門來信，希望把刊物辦得地方化一點，更加現實主義一點。郭老在信中指出：
在目前政治上不民主和經濟危機全面化的情況下，要望“春風”的解凍，那不會是簡單的局部的問題。據我所知道，上海乃至全國整個出版事業，似乎都和你們一樣遭受極端困窘的境遇。
單為《春風》設想，我覺得你們似乎應該使它成為更徹底的地方性的人民性的刊物。你們的優點是在地方，更和地方上的人民生活接近，這應該成為你們的主要的關心對象。你們似乎應該向這個對象深入，不要學上海灘上的文士樣，高談海外而閑卻自己的眼前。把頭沉下去，多了解地方上的利弊，人民的甘苦，在那黑土里扎下根，再迸出芽苗來。那樣你們便可以和地方上的人民打成一片，恐怕在經濟上也就會有出路了。
這種功夫是應該刻苦練習的，打破那種同人雜志型的小俱樂部作風，而切實地學習到為人民服務的新現實主義的方法。‘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乞食學貧兒’，我們中國的文藝界差不多整個都犯了這個毛病。我們的‘無盡藏’是什么呢?請各位朋友作答。
祝你們不斷的努力。
這時，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在飛漲，維持刊物出版的經費十分困難。《春風文藝》出到第15期，決定暫時停刊休整，由總編輯陳載去上海，杭州等地，一面廣泛征求刊物改版意見，一面籌募辦刊物的經費。最后根據郭老和各方面意見，決定將《春風文藝》從純文藝周報，改為綜合性的《春風》半月刊，原來4開4版改為l6開本。1947年6月24日，是《春風文藝》創刊一周年紀念，綜合性半月刊《春風》第二卷第一期在這一天正式出版。社址由光裕里移到江北岸瑪瑙路72號，刊物由中國文化服務社寧波分社和甬江書報服務社總發行。原發行人俞夢魁這時已離開《春風》，去辦另一個刊物《甬潮》。《春風》從第二卷一期起不再設發行人，實行主編負責制，由原社委成員陳載、路萍(蔡志達)共同擔任主編工作，編輯有顧綏之、胡人、張泰烈、馮和瀾等。
改版后的《春風》，增辟以雜文為主的專欄“甬江潮”，對國內外新近發生的重大政治性事件，每期用一半左右的篇幅，組織特稿、專文，作全面、客觀、比較公正的評論。當時政局動蕩，社會不安，讀者對國內外大事十分關心。寧波無其他政治性刊物，《春風》在這方面盡最大可能滿是讀者的要求。第二卷《春風》發表過的主要特稿、專文有；胡育琦《多事的西北角》、蔡萍《匈牙利政局看美蘇關系》、海萍《青年畫家黃永玉》、云觀(高爾基逝世周年祭》、綠野《接待寺之春》、張羅《春風是絕不會孤獨的》等。
解放戰爭期間，特別是1946年與1947年，寧波經常有話劇演出，《春風文藝》與《春風》正好在這兩年出版，它經常組織專版、專欄、特刊，推薦和評論演出的話劇，對推動寧波劇運也有一定影響。被推薦和評論的話劇有《夜店》、《家》、《原野》、《升官圖》、《新官上任》、《金玉滿堂》、《芳草天涯》和《魔窟》等。這些話劇對于揭露與鞭笞當時黑暗社會，追求與謳歌即將來臨的光明，起過一定的作用。
《春風》的工作人員都是義務兼職，編輯人員寫稿也不拿稿費。為維持《春風》的出版，有的編輯把心愛的原子筆賣了，有的把復員費也墊進去，還經常借高利貸買白報紙，付印刷費。后來若不是廣大讀者的熱情支持，《春風》早就停刊。為籌募經費，春風文藝社曾組織董事會。這個董事會與《春風》只有經濟上的關系，沒有編輯業務關系，即董事會不干涉《春風》的編輯方針與編輯業務。董事會的董事長，由寧波青年會總干事倪德昭擔任，董事有馮梯云、蔡竹屏等。每個董事捐資舊法幣50萬元，支持《春風》出版。另外，春風文藝社曾開展征求榮譽社友，征求長期訂戶，組織春風劇團演出話劇籌募基金等活動。對于這些活動，廣大讀者都積極響應。有些讀者知道《春風》經費拮據，出版有困難，他們不留姓名、不留地址，把錢匯到、送到編輯部表示支援，使人感動。無奈國統區的物價日夜飛漲，董事會和各種募款活動都無濟于事，改版后的《春風》半月刊僅出了12期，又被迫停刊，改出不定期的《春風文叢》。
《春風文叢》為32開本，每期30頁左右。由于人員變動，又重新組織了一個編輯委員會，主編陳載，編輯委員路萍、張泰烈、顧綏之、云觀、司徒犁、水深(胡春)。《春風文叢》出了4期，由開明書店、振新書局、四明書局經售。后來終因經濟困難，主編陳載離開寧波。苦撐了兩年的《春風》于1948年6月半途夭折。
淮海戰役前后，正當江南草木開始凋零之時，夭折近半年的《春風》，又意外的復活了。《春風》第二卷第一期于1948年10月16日出版，仍為綜合性半月刊，由16開本改為32開本。第三卷《春風》由蔡竹屏擔任社長和發行人。所有經費由蔡一人負擔(蔡竹屏在抗日戰爭中，曾任余姚、黃巖、溫嶺縣縣長，創辦過《民生日報》。戰后從商，在上海華生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在蔡接辦《春風》時，原社委和編委成員，有很多人上四明山根據地參加革命，也有些人離甬出走，留在寧波的已經不多。這樣，又組織了一個編委會，成員是蔡竹屏、李斐(蘇菲)、蔡志達、呂漠野、翁亭(翁心惠)、林世堂、周克任、陳英烈、董振丕。編委分工：專論編輯蔡志達、陳英烈，語文編輯呂漠野、林世堂、翁亭、周克任，文藝編輯蘇菲、俞夢魁.設計董振丕。為擴大影響，便于組稿，還聘請一批知名人士為特約撰稿人，(以姓氏筆劃為序)有毛翼虎、李白鳳、李一痕、馬孟宗、范泉、陳溪谷、唐弢、曹湘渠、莊禹梅、黃永玉、麥桿、麥野青、梅林、臧克家、謝獄等。
《春風》復刊后，社址移到和義路33號。內容、風格基本上與過去一樣.但最大的變化是增加“半月風雨”專欄。“半月風雨”放在《春風》首頁，每期有15—20則短文，以當時國民黨統治區報刊上的各種新聞為素材，用喜笑怒罵的筆調借題做文章，對當時的黑暗政治和腐敗現象進行揭露和諷刺，深受讀者歡迎。“半月風雨”雖然是三言兩語。但作者、編者在當時是冒著刊物被封和作者坐牢的危險。現在抄錄幾則如下：
在解放軍橫渡長江前夕，國民黨許多達官貴人。紛紛逃往國外、港臺。“半月風雨”的短文是；
“政府命令：除非因公或特許者外，任何人不得赴香港。于是有人推測：胡好之(胡文虎之子)去港或系‘特許’，孔令侃(孔祥熙之子)赴香港，還是‘因公’。而且孔令侃又回滬了，與總統夫人同車進出，這樣的人，豈是犯法的人嗎?”(《春風》三卷一期)
國統區物價飛漲，國民黨許多要人套購外匯，“半月風雨”揭露說：
“報載宋子文于改幣前夕，以公款私套港匯，因此引起監察院注意，進行密查。于是有人以此案結果與宋子文會否上特刑庭，作為打賭的材料。不知《春風》讀者，高見為何?”(《春風》三卷一期) “《新聞報》載：南京某要人囤米二萬多石，蔣總統令售予民食，但未見判刑。同日又載，上海德大米號某人，囤米十二石，判徒刑四個月。有人問我，何以兩者待遇不同?我說因為一個是‘某人’，一個‘某要人’，相差一個“要”字之故”。(《春風》三卷三期)
對國統區的所謂“限價”、“收購黃金”，老百姓最關心、最氣憤，“半月風雨”幾乎每期都有揭露文章。
“政府先以限價收黃金，再以漲價售黃金。后以加上平衡費抬高黃金價格，現在索性用黃金公債來出賣‘紙上黃金’，算盤之精明，使江廈街錢莊先生們大為吃驚。”(《春風》三卷八期)
當時有不少好心的讀者和朋友，看到“半月風雨”的揭露如此尖銳，而且還指名道姓，擔心刊物被封，紛紛向編輯部和作者寫信勸阻。編輯部和作者除感謝讀者的愛護與關心外，還多次公開聲明、表態，指出《春風》上刊登的各種稿件，有時候難免要暴露黑暗，那該歸罪現實，不能加罪《春風》和作者。并且嚴正指出，決不讓“半月風雨”變成“半月笙歌”。
《春風》復刊后，從三卷五期起，封面由漫畫家豐子愷題字設計。每期封面都刊登一幅有現實意義的木刻，如著名木刻家李樺的《迎春》、黃永玉的《失去的樂園》、可揚的《我的金子、我的銀子》、《迎接好日子》、樹藝的《苦難的歲月》、克萍的《萬象回春》、力群的《修紡車》等，先后在《春風》封面上發表。
在《春風》第三卷刊登過的重要文章，有谷斯范的《愛那些善的，仇那些惡的》，葉圣陶的《文藝創作》，邵荃麟《人·生活·文學》，趙清閣《回春之藥》，許杰《生命藏戰斗》，謝獄《外國委員與臭蟲》，野夫《木刻的創作與欣賞》，羊城彥《戰爭與和平》，溪谷《略談慈善之類》，孟馬宗《從戰局看大局》等。
《春風》第三卷共出九期，原想堅持到寧波解放，第十期稿子已經發到印刷廠，5月3日杭州解放，承印《春風》的《寧波日報》印刷廠被國民黨反動派強迫搬遷去定海，致使《春風》無法排印，這本堅持三年的刊物因而停刊。
春風文藝社還曾參加上海進步文藝團體——上海文聯。
《春風文藝》和《春風》，在當時霜凍氣候中，曾給寧波帶來一絲溫暖，一縷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