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紀末最后一天，我總算良心發現，在公務結束之后，買了一張從北京去昆明的機票，去看看媽媽。
買好機票后，我沒有給她打電話，我知道一打電話她一下午都會忙碌，不管多晚到達，都會給我做一些我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直到飛機起飛，我才告訴她，讓她不要告訴別人，不要車來接，我自己坐出租車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幾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媽媽，但一下飛機就給辦事處接走了，說這個客戶很重要，要拜見一下，那個客戶很重要，要陪他們吃頓飯，忙來忙去，忙到上飛機時回家取行李，與父母匆匆告別。媽媽盼星星、盼月亮，盼嘮嘮家常，卻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二
一個普通的早上，媽媽從菜市場出來，提著兩小包菜，被汽車撞成重傷。我身在伊朗，飛機要多次中轉才能回來，在巴林轉機要待6.5個小時，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飛機延誤兩個小時，到曼谷時又晚了10分鐘，沒有及時趕上回昆明的飛機，直到深夜才趕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媽媽不行了，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當時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么休息過。
我真后悔沒有在伊朗給媽媽打一個電話。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國外給她打電話時，她都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么年紀輕輕就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的心臟又不好”……
我想伊朗條件這么差，我一打電話，媽媽又嘮叨，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面了，就沒有打，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兩分鐘出門，也許媽媽就躲過了這場災難。這種悔恨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我看了媽媽最后一眼，媽媽溘然去世。
三
1995年，我父親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親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父親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么位卑言微。
四
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還穿著厚厚的外衣，就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襯衣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
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干凈，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度過了五年的大學生活。
我們家當時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如果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高三快高考時，我有時在家復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父親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個月，媽媽經常在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復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就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著這種重托，我在當時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
我當年穿走父親的皮鞋，沒念及父親那時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濕，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了。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
爸爸，媽媽，千聲萬聲呼喚你們，千聲萬聲喚不回。
逝者已經逝去，活著的還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