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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董小芳 通訊員 賀 磊 ３月１日，我國首部反家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家庭暴力法》）開始施行。家庭暴力再次成為甬上市民熱議的話題。 其實，寧波是全國較早開始推行舉措懲治家庭暴力的城市，從２００８年的《寧波市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條例》，到２０１３年的“人身保護令”。然而，記者日前走訪甬上多家法院卻發現，訴由中涉及家暴的案件，絕對數量仍然不少。 緣何家庭暴力屢禁難止？“家事”入“國法”，帶來哪些改變，還有哪些期盼？ 現象 數量居高不下 受害者不乏男性 去年９月的一天，家住海曙的陳女士找到社區工作人員，吞吞吐吐地咨詢離婚事宜。 “你們平時看起來還好，也不愁吃穿，怎么會突然想要離婚？”社工的一句話，問得陳女士淚流滿面。她拉下衣領，一道道傷痕觸目驚心。 “結婚以來，丈夫經常無理由毆打我，前幾年他打人后還知道悔意，有幾次還跪著求我原諒，并寫下保證書。一來‘家丑不好外揚’，二來怕影響女兒的成長，我就一直忍著。”陳女士說，可是每次好景不長，丈夫就又對她拳腳相加，有一次竟然把剪刀架在她脖子上，這時她才下定決心離婚。 如此的家暴事件，并非個案。據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統計，２０１３年全市兩級法院共審結離婚案５７４９件；２０１４年，審結離婚案５８８９件；２０１５年，數據則上升至６１３５件。其中，訴由中涉及家庭暴力的占比年均約15％。 雖說女性仍是家暴的主要受害者，但男性作為受害者的案件并不少見。劉女士與高先生結婚多年，有一個可愛的女兒。讓人沒想到的是，高先生到法院起訴離婚，原因竟然是被老婆打怕了。據高先生講，劉女士甚至會當著女兒的面打他。庭審當天，受了刺激的劉女士竟然還當著法官的面動起了手。“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稍有不同的是，男性以家暴為由起訴離婚的，多是感覺自尊心、自信心、自我價值被嚴重摧殘。”江東法院法官介紹。 據悉，再婚家庭因感情基礎薄弱，由子女教育、財產、養老等糾紛引發的家暴事件也相對較多，約占所有涉及家暴訴由離婚案件的２０％。 兩年前，章先生和胡女士各帶一個兒子組成了再婚家庭。兩年后，兩人卻因婚姻問題鬧上了法庭。原來，章先生覺得胡女子在孩子教育問題上存私心，幫扶自己的兒子不夠。最后，氣不過的章先生竟對胡女士大打出手。此后，打罵胡女士便成了章先生的“家常便飯”。 不僅如此，由家暴引發的惡性暴力事件也時有發生。寧波市檢察院曾做過統計，該院受理審查起訴的殺（傷）親類案件，約占其所辦理的故意殺人、傷害類案件總量的三分之一。婚外情、畸形戀等婚戀矛盾是該類案件的“重災區”，生活瑣事、經濟糾紛也是殺（傷）親行為發生的主要誘因。 困境 舉證和制裁存難 “家事”觀念仍是羈絆 去年，海曙法院受理了一起離婚案件。原告彭女士起訴丈夫殷先生經常酒后大發脾氣，多次對其進行打罵。殷先生卻辯稱不存在家庭暴力，僅有的幾次打罵均事出有因。最后，因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彭女士存在家庭暴力傷害后果，更無法證明傷害后果系殷先生毆打所致，法院無法認定被告殷先生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實。 “家庭暴力之所以屢禁難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少家暴事件最終不了了之，難以進行懲治和形成震懾。”海曙法院法官介紹，法律事實的認定需要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而在司法實踐中，審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最大難點就在于家庭暴力事實難以認定。 法官解釋，一方面，家庭暴力具有私密性，缺少目擊證人，事后取證的可能性也很低；另一方面，社會救助機構和司法機構固定證據的意識還有待加強。當家暴案件發生時，當事人大多會選擇向村（居）民委員會、婦聯、公安等組織和部門進行求助。但村（居）民委員會和婦聯等組織并沒有執法權，而警察在接警后，如無特別嚴重的受傷情形，通常將家庭暴力歸為一般的家庭糾紛，僅側重于口頭協調，較少采取一定方式來固定案件事實。所以，在家暴案件審理過程中，很多受害人只是口頭陳述遭受家庭暴力，或提供自己拍攝的受傷照片、病歷等，不能有效舉證。 雖然我市早就推出了懲治家庭暴力的相關舉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缺少詳細的后續制裁舉措，使得震懾力或多或少打了折扣。 曾有一位５０多歲的女性因遭遇家庭暴力向法院訴訟離婚，然而當法官詢問是否要申請“保護令”時，該受害人幾經猶豫后還是拒絕了申請。她的理由很簡單，這畢竟是一種臨時性舉措，期限僅限于案件審理期間，為避免對方事后找麻煩或者波及親友，最后還是選擇忍讓。 “人身保護令在實踐中也存在一些難題，比如被申請人違反裁定內容時要如何制裁和懲罰？這不是僅法院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支持。”業內人士說。 此外，“家事”觀念仍然是遏制家庭暴力行為的一大羈絆。記者就此問題走訪甬上幾個社區，社工認為調解此類家庭糾紛時，遇到最頭疼的事情是仍有近一半的人認為“打老婆是家務事，沒太大關系”。持有此種觀念的人，不乏作為受害者且選擇一味忍讓的女性。 警醒 家暴對青少年影響惡劣 莫讓孩子在“陰影”下成長 與案件數量居高不下和司法實踐困境并存的是，家暴行為對青少年造成的影響，遠遠超乎想象。 琪琪今年１２歲，在她最近的學校評語里，老師如是寫道：成績大幅下滑，在學校偶有極端行為，有時難以溝通……這一切，與她父母那場持續了４年的離婚拉鋸戰不無關系。 ４年前，琪琪的父母因感情破裂開始分居。為了在離婚中爭奪財產和琪琪的撫養權，雙方經常大打出手。琪琪的奶奶經常帶人到琪琪和媽媽住的地方打砸物品，大多數時候，是當著琪琪的面。而且，奶奶和爸爸多次以金錢為誘餌，誘導琪琪寫下“要跟爸爸生活”等字條，教唆其在母親面前亂發脾氣。 “在案件處理過程中，雙方當事人還兩次將孩子丟在法院不管。我們給媽媽打電話，媽媽賭氣說孩子自己選擇跟爸爸生活；打電話給爸爸，爸爸說孩子就知道要錢。無奈，我們只能將孩子先送回社區，再由社工上門溝通。”承辦法官介紹，來來回回，官司打了４年，父母完全沒有精力教育孩子，孩子看到最多的就是父母之間的拳腳相加。“父母都說孩子脾氣不好，不愛學習，還總是要錢，已經沒法管了。可是卻沒有人反思，是誰造就了孩子的今天？”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絕非只有一個“琪琪”。奉化法院的法官曾經收到一封信，信中寫道：“我不想和爸爸生活是因為爸爸傷害了我，也傷害了媽媽……有一次，媽媽對爸爸說去照顧阿姨，后來和朋友去吃夜宵。爸爸知道了，回去打了媽媽，還拿刀說要殺了媽媽，我很傷心。” 更有甚者，一些未成年人成了家暴的直接受害者，不斷遭受打罵，且惡性案件時有發生。令人憂慮的是，因未成年人遭受家暴隱蔽性較強，此類案件遠未得到足夠的關注。 “家暴對孩子所造成的心理創傷，無法估量。”心理咨詢師說，在家暴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往往有痛苦的經歷，他們承受著別人難以想象的心理壓力，對外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社會適應性差，學習能力低，容易有暴力過激行為，難以建立良好的伙伴關系，甚至對以后的婚姻和親子關系都會產生影響。“不管家暴以何種形式呈現，都會給孩子帶來無可彌補的心理創傷。呼吁為人父母者，抵制家庭暴力，從自己做起，莫讓孩子在家暴的陰影下成長。” 期盼 家暴不再是“家事” 相關舉措期待更細化 ３月１日正式實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帶來了哪些改變？ “它對家庭暴力的界定起到了一定的明示作用，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該法律還明確，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也可以參照其規定執行。這意味著同居關系、撫養照料關系等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都可以依照《反家庭暴力法》作出處理。這擴大了家庭暴力方式的種類，增強了認定屬性，更有利于對家庭暴力行為的規制，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海曙法院法官解釋。 此外，該法以“強制報告”“告誡書”“人身保護令”制度建立起了多機構合作的反家庭暴力干預模式。如規定中小學、幼兒園、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未按規定報案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同時，“法院審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可根據公安機關出警記錄、告誡書、傷情鑒定意見等證據，認定家庭暴力事實。監護人實施家庭暴力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法院可根據有關人員或單位申請，依法撤銷其監護人資格，另行指定監護人。”這就為發現和執行家庭暴力案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據，讓反家暴變得不再那么困難。 然而，有法官認為該法律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未將冷暴力等不作為的暴力方式作為列舉方式納入；在關于家庭暴力的預防、處置章節更多的是原則性的規定，除了關于公安機關的職責予以了明確規定外，對其余的責任部門的職責分工未予以明確，也未明確未盡職責具體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缺少現實可操作性。”因此，在為《反家庭暴力法》點贊的同時，更期待相關細則的支撐，真正對家庭暴力起到震懾、遏制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