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5年07月16日 10:58
近期，公安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六部門發布《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管理辦法》，將于7月15日起施行。
所謂網號是指與自然人身份信息相對應，由字母和數字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網絡身份符號。網號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自然人在網絡空間中隱去個人身份信息的身份編碼。基于網號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網絡身份認證憑證就是網證。通俗地說，網號和網證可以理解為在個人合法身份信息基礎上生成的互聯網身份證號和身份證。在網絡社交、即時通訊等法定實名制領域以及其他需要驗證身份的場景，無需向第三方平臺輸入自己現實的姓名和身份證號，只需要使用該平臺直接驗證即可，從而大大提升了數字生活和交易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實施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公民身份信息安全，支撐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首先，在當下的網絡生活中，公民個人信息具有使用的普遍性，但是在傳統的身份認證過程中，平臺從前段采集到后臺存儲的長鏈條和多環節，使得個人信息保障困難重重，公民個人信息的泄露漸成頑瘴痼疾，公民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由于個人信息的泄露而遭受的權利損害日趨嚴重。其次，在數字經濟時代，實現網絡交易、提供在線服務的前提是交易雙方的互信，網絡身份成為更為可靠的身份驗證手段，對于提高網絡誠信、增強數字交易的可信賴性好，并進而改善營商環境、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顯然，明確網絡身份并且由國家統一提供身份認證服務，無論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還是減少重復投入、提高認證權威都具有重要意義。
需要明確的是，實施網絡身份認證、構建可信數字身份認證體系是當前數字經濟發達國家不約而同的通行做法，而并非我國所獨有。例如歐盟在21世紀之初就較早地開始積極推行電子身份標識計劃，并在電子身份證中引入網絡認證功能，即網絡電子身份標識（electronic identity）。eID在歐盟成員國內部的電子政務、醫療健康服務和金融服務等領域得到大范圍推廣應用,以解決網絡應用中身份鑒別、認證、電子簽名、數據保護等問題。英國也將歐盟eIDAS法規納入進來，并通過修訂《電子識別和信任服務用于電子交易（修訂等）條例而形成了英國eIDAS法規。新加坡政府技術局則于2003年就推出SingPass（新加坡個人訪問）國家級數字身份驗證系統，采用生物識別技術（如指紋、面部識別）或SMS雙重身份驗證（2FA）進行身份驗證，旨在為新加坡公民和居民提供一個安全、便捷的數字身份認證工具。韓國實行I－PIN碼和公認認證書制度，它們都起到了代替真實身份信息的作用，相較于網絡實名制，I-PIN碼能夠改善網絡用戶隱私和安全，降低數據泄露和身份盜用的風險。2009年，印度政府則啟動了Aadhaar項目，該項目收集超過10億人口的姓名、性別、地址、手機號、指紋、相片和虹膜掃描等個人敏感信息，作為公民身份的唯一識別碼（UIDAI），納入政府中央數據庫。美國在2011年開始執行《網絡空間可信身份國家戰略》(NSTIC),其目的就在于提高在線交易的安全性和隱私性，并減少身份盜用。歷經十年建設，美國政府制定了《數字身份指南(NIST SP800-63-3)》等系列標準，推動政府與社會對網絡身份的廣泛應用。事實上，可信的數字身份及其認證體系的建設已經成為各國推動互聯網產業和數字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
必須指出的是，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具有多個上位法的依據，其設立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例如網絡安全法第24條即規定，國家實施網絡可信身份戰略；個人信息保護法第62條則規定，支持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安全、方便的電子身份認證技術，推進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建設；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第33條規定了國家推廣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建設，支持個人、企業自愿使用，并進一步規定有關互聯網提供者可以通過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對用戶身份重新進行核驗，以此明確了這一服務在打擊電信網絡詐騙中的重要作用。這些部門法律的相關規定既為網絡身份的認證工作提出了法律需求，也為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提供了法律淵源。
網絡身份的設立對于網絡用戶的隱私和個人信息保護具有重要意義。有研究表明，當前互聯網平臺平均要求用戶提交7.3項個人信息，而在多數實名制場景下，驗證身份主要是依靠輸入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驗證及人臉識別等，而互聯網平臺超范圍收集、違規留存使用用戶個人身份信息的現象較為普遍，個人信息及數據泄露存在極大風險。使用網證、網號后，網證通過國密算法對身份證信息進行脫敏處理，生成不含明文信息的不可逆數據文件。在這一機制下，平臺無需獲取真實身份信息，只需要驗證“是否為合法用戶”， 除法律法規有特殊規定或者用戶同意外，平臺不得要求用戶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避免了平臺過度收集和濫用個人信息，從而在根本上切斷了數據泄露鏈條。已經有試點數據顯示，67個接入平臺的信息采集量減少了89%，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將實質性降低。
網絡身份認證在某些特定領域也會產生各種多元效益。例如，很多未成年人的身份難以核驗，導致很多未成年人沉迷游戲或產生打賞糾紛，而家長為子女申領“網號”后可以實現快速認證。北京青少年網絡行為監測報告顯示，該機制使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費投訴量下降68%，游戲防沉迷系統觸發準確率提升至92%。
進一步而言，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有利于降低企業隱私與個人信息保護合規的成本。為保障個人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對互聯網平臺提出了較高的合規要求，這對于平臺而言則意味著高昂的合規成本。但各互聯網企業的數據安全實施情況參差不齊，由于缺乏人力和技術投入，中小平臺很難達到應有的保護水準。有了網證，平臺無需儲存那么多的敏感信息，也就自然不需要重復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顯然，網絡身份認證的公共服務機制的創建和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企業在合規建設方面的成本和風險，從而將促進數字經濟得到進一步健康發展。
和其他身份認證服務相比，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但自愿性原則仍然是這一公共服務提供中極為重要的基礎性原則。首先，自然人向公共服務平臺申領網號、網證具有必須基于自愿原則，未成年人申領網號、網證的，則更需要根據是否年滿14周歲，需要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同意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代為申領，或者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監護下申領。其次，自愿性原則還體現在主管部門、重點行業在推廣應用網號、網證過程中，也必須遵循自愿原則，并且應當保留、提供現有的或者其他合法方式進行登記、核驗真實身份。最后，互聯網平臺接入公共服務，用以支持用戶使用網號、網證登記，也必須遵循自愿性原則，并且應當保障未使用網號、網證但通過其他方式登記、核驗真實身份的用戶與使用網號、網證的用戶享有同等服務。上述自愿性原則排除了強制申領的可能性，平臺用戶完全不必產生如果不申領網號、網證就不能使用互聯網服務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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